商业摄影:下一个世界的风景

作者: 摄影  发布:2019-09-07
出自美国摄影师Hugh Kretschmer之手的摄影作品常常透露着神秘、虚幻、异样的气息,暗含着一些抽象的概念以及一丝黑色幽默。事实上,正是这种充满奇幻色彩的超现实拍摄风格给观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Hugh Kretschmer的作品宛如梦境一般虚幻、有趣,向观者诉说着当前的社会现象。通过一种怪诞且具讽刺意味的方式,Hugh Kretschmer不仅对人类的处境作出注解,也是为了寻求并包容我们所共有的长处及弱点。

  生于洛杉矶的Hugh Kretschmer专门从事广告制作,摄影插图、编辑以及设计。他说:“我的灵感大多来自于梦境以及对生活的欲望。”他总是希望一张图片就可以讲述一个故事,用一种简洁、新奇的方式来传达信息。(实习编译:徐念霞 审稿:郭文静)

收集了世界上最亮丽的风景画面, 看到这些照片心情就很好, 你能想到世界上有如此美丽的景色吗 想要放弃一切去哪里生活, 无忧无虑享受地球上的美丽礼物,好好欣赏这些摄影师给你带来的世界享受。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重新成了炎黄子孙心中向往和依托感情的城市。又由于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每年两度的这些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天安门广场更成了全体中国人心目中中心的中心。它好象是一个给辉煌的交响乐章与观众直接见面交流的舞台,因为,乐曲的演奏者们和乐队的灵魂——指挥家,每年都定期来到那金色琉璃瓦罩盖的红楼上,和如醉如痴的广大观众共创历史滚动的巨大力量。到北京去见住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是共和国诞生后两代人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夙愿。 和毛主席合个影   实际上毛主席是见不到的。那么能在他老人家曾经站过的天安门脚下拍张留影照片,也就足以获得满贯的幸福感。于是,天安门前的商业照相也就应广大决心永远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的群众要求而诞生了。确切的诞生日期已无从可考了,据已退休的原大北照相馆黄增番老师傅讲,他是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摄影部以天安门为背景为顾客照相的。确切的说当时真正的天安门照相还没有正式资格。他们原本只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为顾客照相,但许多顾客又经常提出能否再走远一些到观礼台前以天安门为背景,让他们与毛主席合个影。如此又可以确切的说,天安门前的商业摄影是由劳动人民文化宫摄影部开始的。当时文化宫摄影部只有一架禄莱双反照相机。摄影员挎着它在文化宫门前几十米范围内游动,一人又开票又照相,每天大约照二十多个120胶卷。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主席的威望日益提高,顾客也开始快速上升。于是由一个人改为二个人操作,即一人开票一人照相,摊位也由此形成,拍照点基本正式定在原灰色观礼台的东南角。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社员部也走出大门,在西侧观礼台前拍照经营,紧跟着的是原在中山公园内的一家名为“中央照相馆”的私营照相馆也出来摆摊照相了。天安门前的商业照相终于形成由三家共同经营的规模。但所有照相位置均在长安街路北天安门一侧华表和观礼台前一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8年。 李先念发的执照   1958年,北京市政府因天安门前社会秩序混乱而专门开会研究治理。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天安门前的商业照相活动因多家竞争无序,互相争抢客源,造成顾客投诉不断。对此,市长彭真在会上亲自决定指示,由当时的北京市第二服务局统筹管理天安门前的商业照相活动。会后第二服务局考虑到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照相馆是北京大北照相馆,而且又是北京仅有的二家一级照相馆之一(另一家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口的中国照相馆),无论从规模和从业人员数量方面都是颇有实力的。于是二服局将统筹天安门广场商业照相的工作具体划归大北照相馆负责。原有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摄影部和私营照相馆的人员和设备由大北照相馆兼并。   1958年8月1日,北京大北照相馆正式接管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商业照相业务并成立大北照相馆天安门广场照相部,配有正式的营业执照。这项商业活动也从此走向正轨。据第一任负责广场照相业务的经理于清师傅讲,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签发人是李先念。由此可见政府对此事的重视。 王进喜带全家照全家福   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低下,普通民众鲜见自有相机,所以外地出差人员只要来到首都北京,到天安门前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合影是必不可少的活动。所以广场照相的业务量由1958年前的每天二十多个胶卷,迅速上升至每天六十多个胶卷。拍照的顾客有外地出差人员,也有出席各种会议的全国各行各业的优秀模范人物。六十年代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英雄陈永贵、王进喜、徐学惠等都在天安门前留下他们难忘的身影。据大北照相馆王崇禧老师傅说,王进喜不但自己在天安门前拍照留念,而且还带全家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全家福。 文革时全国来支援   天安门商业照相最辉煌壮观的时期是一九六六、六七年全国大串联期间。由毛泽东倡导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行动,导致全国各地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首都北京。而每一位到过北京的红卫兵,几乎也人人在离开北京时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霎时间成千上万的人头在天安门前攒动,大北照相馆原设在天安门前的七、八个摄影点已根本无法应付和满足广大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需求。当时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紧急动员全市四城有小照相机的照相馆到天安门设点为群众服务,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中央命令商业部从天津、上海、江苏等地的照相服务业里又紧急调来六十多人,支援天安门广场为红卫兵小将照相的任务。既是这样,还是很难满足需求。据于清和王崇禧两位老师傅讲,他们为提高效率和保证第二天的照相秩序,每天午夜即开始为第二天的照相提前开票收费,当东方露出微曦时,所有的照相票已全部开完相票已全部开完。随着第一抹阳光划上天安门城楼时,一天的照相工作就开始了。他们往往要从早干到太阳掉到西山后面,而广场上的红卫兵仍向潮水一样涌来、等待……,等待夜里的排队、开票和第二天的照相。至于拍照点,则已经在广场上遍地开花了。首先增加了路南国旗旗杆两侧的拍照点,然后纪念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最后几乎那哪都是了。后来,随着大串联的结束,拍照景点的位置也就由原来的天安门前转移到路南的旗杆两侧和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前的几个固定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几个位置。也是从那时开始,北京市又规定由东城区的北方照相馆分担天安门广场1/3的照相业务,打破了大北照相馆独家经营的局面。后来,又陆续有其它单位介入经营。 [FS:PAGE]只剩下历史   迄今,几乎和共和国同龄的天安门商业照相已经有四十七、八年了。那么这几十年来到底有多少人通过付费的商业照相方式在天安门前留过影呢?   根据各个时期的资料和老师傅们的回忆,可以粗略地统计出大概的数字。建国以来,天安门广场商业照相拍的照片大约在一亿五千万至二亿张之间。如果按平均每两人合照一张照片计,在天安门广场付费留影的人次应为三亿到四亿人次。如今,随着生活的进步,一般家庭都已拥有照相机,在旅游时自己拍照留影已是小事一桩。因此,作为天安门广场必不可少的风景,红火了半个世纪的商业照相近年来日趋衰落。   虽然它们还在,但已不被人瞩目。这种无奈的寂寥,颇有历史沧桑的韵味,只有步入中年的人们,会在某一回眸的瞬间,记起那滥情的岁月和无法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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